“补天杯”

基础规范的任务不在于证立任何应然或任何效力，而在于证立客观的应然和客观的效力。

[34]但是，不能就字面理解，否则，会导致这个特别的结果：既有宪法律的特征又有宪法形式的实质宪法同时不是形式意义上的宪法，就像它不包含——形式的/实质的二分的第一种解释程序与内容的东西区分的意义上——实质的内容，例如基本权。因此，它可以放在这个问题——革命对于基础规范的制宪的事实构成意味着什么——中来理解。

如果宪法通过的事实中所表达的制宪者的主观意志应被解释为客观有效的实证法，则必然预设这个规范。对此，正如已表明的，立法的规定已经足够。[61] 事实性（Tats#228;chlichkeit）是事实构成概念的第一个维度，它直接涉及事实。这里只有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能判断一个宪法的好坏，人们必须有一个具体的宪法概念，然而，在抽象的形式宪法概念和实质的宪法概念那里主要也是判定，当一个宪法存在时它是好的还是坏的。[23] 《纯粹法理论》第二版则完全不同。

因此，在这个应用程序中，什么发挥图示的作用的问题转化为基础规范的演绎推理的哪句话表达了图示的问题。因此，第二个前提可以表述如下： （2）议会共和制宪法被实际创设，且有实效。就其倾向性而言，又明显区分为禁方言和挺方言两类。

【期刊名称】《行政法学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汉语方言 行政法保护 。如有论者所言，应当弱化对各类媒体的语言管制，尊重语言多元目标之下的言论自由、艺术自由，给语言的个性化存在以及艺术创作以合理的空间，使得语言趋同性与语言多元性统一在建设普通话和方言各得其所的双语环境之下。（一）方言文化属性的特殊需求 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其存在的价值在于语言的文化功能。毕竟，对方言的抢救既需要前往各地实地调研，又涉及到各类技术设备，需要专业知识，更要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是一项规模宏大的语言工程。

现行宪法中，除了第19条第5款规定的推广普通话条款，还分别在第4条第4款、第121条、第134条特别规定了民族语言自由以及各民族语言在诉讼、公务领域作为地域性通用语言而加以使用的内容，其实质在于反对语言歧视与语言同化。参见范亚湘：《響應计划：你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方言吗？》，载2015年7月30日《长沙晚报》第03版。

前者如禁播方言译制片、校内讲方言被罚、主持人方言限令等。[11]《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使用方言：（1）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的。（2）指导高校和区积极开展上海地方语言文化进校园活动。对于通用语言，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推广与普及。

此种义务可以被视为德国行政法学家福尔斯托霍夫提出的生存照顾义务，即国家应当提供金钱、物质或者服务，以提高或者改善人民的物质或者精神生活的品质。[12]参见刘飞宇、石俊：《语言权的限制与保护—从地方方言译制片被禁说起》，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6期。因此，应遵循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尽量选择柔性手段，对方言的支配与设限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防止构成过度干预。方言文化并非专属于私人之财产，而是整个国家、汉民族和特定语言社区的公共财产。

[4]就国家语言治理的效率而言，通用语是不可或缺的，但运用国家强制力推广通用语应限于立法、行政、司法、教育、大众传媒等公共领域，在家庭、娱乐、市场等私人领域，则应尊重和维护人民的选择权。首先，利用《非遗法》的行政调查制度掌握方言的濒危情况。

因此，语言立法规范的重点在于语言平等问题。《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均涉及方言。

类似的协调和指导措施，有助于某种方言处于活力状态。然而，缺少国家主导的方言抢救工作常让语言工作者和志愿者感觉力不从心。这些关于沪语保护的表述，强调在特定场域可以使用方言，为方言提供了活态、实效性的保护。【注释】 [1]刘爱英、王培英：《论语言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诸如语言数据库建设等举措强调的是一种静态的、记录性、博物馆式的保护方式。[19]参见王莉：《博物馆的社会使命与服务内涵》，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17期。

[22][美]朱迪•弗里曼：《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毕洪海、陈标冲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40-441页。对方言进行保护的两个基本形式是：对方言进行记录、整理、存档以及展开方言教育。

当前，学界主要从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视角探讨方言保护问题，而有关方言的法律保护尤其是行政法保护的研究尚不多见。在方言保护实践中，消极地采取一视同仁的平等，而不是从尊重差异的角度积极提供弱势语言存续的物质条件，无异于缘木求鱼。

反之，方言保护则缺乏明确的宪法依据，只能从《宪法》22条规定的发展文化事业的国家任务条款，以及第47条规定的文化权利与自由中予以推定。二是方言的产学研协同开发利用。

[17]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14条还规定了公民也可以主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进行调查并报告。……（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寻求方言值得行政法保护的正当性理由，须遵循方言自身的发展规律，从其文化属性上加以分析。对以方言为载体的演艺娱乐产业的开发，不仅能增强作品趣味性，发挥地域文化特色与传统文化底蕴，还能提高方言使用率，扩大其影响力，增强使用者对方言的认同，消除方言歧视。

[17]如此，可以对作为该文化遗产载体的方言的生存状况进行摸底和评估。[4]1955年，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会议，确定了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方言作为文化载体，正是传统文化、特色文化及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通知要求播音员主持人除节目特殊需要外，一律使用标准普通话。

根据目前文化产业促进政策及方言保护的实践，对方言文化产业的开发可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是演艺娱乐业。比如，国家有义务采取特别的平衡措施，通过广播电视节目的强制性时段分配比来保障地域方言发声的可能性。

作为文化的载体，每一种方言都承载着一种独特的文化，方言的消亡会给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明遗产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非遗法》第12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由文化主管部门负责进行，并负责相关的保护、保存工作。[9] 语言平等的第一层含义是反对语言歧视，实现对少数语言、弱势语言的保护，使其不因语言而受到不平等的对待。[10]即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性的措施，让每个语言族群拥有同等的尊重和承认，因而行政主体须积极提供给付，提供某方言保护所需的经费、人员、空间等资源。

[21][英]苏•赖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陈新仁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25-226页。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面对方言的式微，民间力量基于语言文化多样性的理由寻求方言保护，其合理性自不待言。参见翁金箱：《当前中国语言权立法状况之分析—以近年来的语言事件为契机》，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

（三）推广普通话过程中行政监管色彩过浓 我国当前的语言文字立法，重心在于推广普通话，为维护普通话的官方语言地位而过度限制汉语方言的使用，导致普通话推广过程中行政管制色彩过强。有专门语言立法的国家大多把对语言问题的管制设限于公共领域，比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语言法》第2条规定：本法调整的对象是在国有和非国有组织及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中，因使用语言而产生的社会关系。